「很好,很好。」

一籠蝦皇湯包上桌,餡飽色紅,皮薄得象牙箸子一碰便流出濃醇湯汁。奧村先生微微一口,肉餡細嚼於齒間頰縫,湯汁滿溢在四方味蕾,吞入腹中同時便如答錄機般,對一旁的張先生說出那絲毫不變,已經重複三百八十二次的「很好,很好。」

只是才夾第二顆,張先生的手機發出尖叫,周遭電話如共鳴般一同響起。地動山搖,魚翅湯灑出青瓷碗,所有人連忙扔下筷子彎腰屈身鑽到桌底下。水晶吊燈就像盪鞦韆晃啊晃啊晃,在十幾張擠滿肥腸油腦的純白圓桌中尋找可以掉落砸爛的目標。等到震動停息、折磨耳膜的金屬音緩解,奧村先生從桌底爬出時,便看見其他人或互擁對方、或癱坐在椅子上猛擦冷汗。

「呼!沒嚇到您吧?」

「沒事,沒事。」奧村先生拍了拍塵埃,只見隔壁桌的黃衣女孩一從桌底爬出,便摀住臉跑離大廳,裙襬消失在門後。

「只是,都五年了啊……」

「唉!對台北……不,對台灣人來說,那可是忘不了的痛。」

步出餐廳走至停車場,張先生趕在奧村先生前面拉開後車門。

「所以我們才希望藉由您的設計,讓這塊土地回復和平啊!」

前頭燈亮起,檔次切換,黑色BMW從貴賓席駛出,轉個彎便開上前一周才重新通路的市民大道。夜晚的台北於眼鏡中向後退去,即便燈火與霓虹已重回崗位,但看見被鷹架與帆布遮掩的建物,奧村先生仍覺得死寂的氣息正瀰漫在街頭巷弄中。

他閉上眼睛,雙手交叉於腹前,在引擎運轉與汽缸排放間似乎依然能聽到那細微的、斷斷續續的,當初還來不及打開車門逃離,或是打開了卻還是躲不過災厄的人們的哭喊。當路面開始碎裂,水泥塌落鋼骨扭曲乃至攔腰截斷,人們才剛對天吶喊的瞬間,腳下這座高架橋便和兩旁大樓一同崩於地面。

那是高達九級的大地震。就在台北西邊,那條曾被無數名神棍預言百年內必不發作,無數名專家堅稱自己會密集監測的山腳斷層,在五年前的一個白天猛然翻身,讓整個台灣頓時減去萬名人口。空拍機從東北飛到西南,只見二、三十年的老房子幾近全倒、即使是新大樓若非半倒就是歪斜。無數條黑煙從瓦礫中竄起,和倖存下來的101並列在台北天空中。

「那時候,整個台北就像被飛彈轟炸啊。」張先生說:「就連總統府,總統府的樓塔還斷成兩截,簡直跟亡國沒什麼兩樣。」

打下方向燈,車子開回平面道路,在交流道下的紅燈停了下來。

「不過有的時候,我又會想:如果沒有那場地震,現在這國家又會長什麼模樣呢!」

看見後照鏡裡的笑容,奧村先生別過頭去,只見一仍舊歪斜的路牌立在轉角,指引兩廳院的方向。

「不好意思,回去之前,能繞個路嗎?」

「嗯?您想去哪裡?」張先生往後照鏡一瞥。

「我……想看看紀念館。」奧村先生說:「剛才的地震還是讓我擔心,畢竟,那可是我的孩子。」

「是嗎……好,我知道了。」

信號變回綠燈,張先生左轉方向盤開進中山北路,在橘黃色的路燈下,一路途經重新築起的行政院、監察院、立法院等機關大樓,駛過在強震過後倖存下來的景福門圓環,最後停在有六、七名警察來回巡守的自由廣場前。只是車子剛停,兩名警察立刻上前盤查,問說你是什麼人、停在這裡有什麼事、有帶身分證嗎等等,待張先生出示政府人員的證件後才轉身離去。雖然說這是為了治安,看著警察一個個盤查接近典禮會場的人,奧村先生仍舊皺起眉頭,卻又不敢說什麼。

走進廣場,演講台已經搭起,台下數百張椅子則放在廣場角落,等明日破曉時工人一一擺放,並在座位中央鋪上長長如血一般鮮紅的毯子。就在兩天後,奧村先生就要同這個國家的重要人士們一同走過,並在台上面對國內外媒體的轉播鏡頭演說。一想到這件事,他便按住上腹,只覺一股沉重壓在胃底。

「看來一切都完好無缺啊!」

「是啊……」奧村先生微微地點了點頭:「這樣,後天典禮還是照常進行吧?」

「那是當然!好啦,時間這麼晚了,您還是早點休息吧!」

雖是這麼說,但奧村先生卻佇足不離。他抬起頭,望著那顆在講台後方,建於紀念館上頭的圓頂。那是奧村先生特地為這個國家所設計的和平之圓。

 

聽張先生說,這裡曾是獨裁者的殿堂。

 

當強人終究戰勝不了天命的註定時,為了留下永久的身影,一層疊一層的白色大理石堆砌在三層高台之上,巨大的青天白日映照著輝煌銅像,企圖宣揚自己的偉大功績。但在大地鳴動之際,人字形的屋頂崩塌,強人不朽的軀殼仍被埋葬在廢瓦殘磚之下,迎來最後的終結。

那就是奧村先生與這個國家產生連結的開始。挺過災難的人們為了揮別過往的陰霾,搬走散落的石磚、掃除碎裂的瓦片、鋸斷扭曲銅像的手腳頭顱胸背腹骨盆好方便移去,要在極權的領域上重建國家的和平與紀念,身為世界知名建築師的奧村先生便受邀成為這座「臺灣民主和平紀念館」的設計者。

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刻,奧村先生立刻衝出房門,跑到客廳抱住正在看連續劇的妻子,跟她說自己終於能為那些受難者盡一份心力了。他想起自己在電視上目睹著震災的種種瘡痍,還有跑馬燈上節節上升的死亡與失蹤人數統計。明明還有許多人困在瓦礫夾縫中無食無水,但自己卻安然坐在電視螢幕前享用著紅燒魚和味增湯,實在是太過分了。飯只吃幾口,他便放下碗筷,走進書房摀著頭,連連嘆息,卻只能為那些正在異國受罪的傷者禱告。因此當他回信接受這份邀約時,他立刻緊握雙手向上天答謝,答謝祂賜與他機會去幫助那些受害者。

尤其,聯絡他的張先生還將紀念館的展出史料轉譯成日文寄給他,好讓他在設計時能有更深一層的思考。上百頁的文檔從螢幕滑過,裡頭記載著當年獨裁者的軍隊登陸後濫殺無辜的慘案,其中又有多少人為了躲避禍害而藏於荒郊野外,在草莽間撒手逝去。他攤開繪圖紙,閉上眼睛,深吸一口氣,在腦中浮現強震中埋葬於土石瓦堆下的罹難者,以及因強權而殞命於黑暗冤牢的無辜百姓時決定第一筆,在紙上畫出那和平的象徵,而成為眼前的圓頂。

張先生的催促終究令奧村先生轉身離去,只是一走到牌樓又再度停住,不顧張先生已經打開車門叫喊。他看向牌樓一角,雖然目前站著兩名頭戴鋼盔,腰繫短棍的員警,但是,在那之前,在他無數次前來觀察紀念館建築進度的那些日子裡,卻有兩位面容黝黑、衣褲破洞,鋪著塑膠軟墊打赤膊的老翁一直坐在那。他們一人戴黃帽、一人戴藍帽,手上舉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,旁邊放有一台隨身卡帶式錄放音機,用膠布綁在舊式擴音機上重複播放那段歌詞:

 

山川壯麗,物產豐隆,炎黃世冑,東亞稱雄。

 

歌聲傳入耳中,一下車,奧村先生便注意到那兩名坐在牌樓下方的老翁。在重複播放的曲目中,他們手舉旗子,身掛紙板。不懂中文的他並不曉得上頭那密密麻麻的手寫文到底寫些什麼,只是能感覺到那似乎是在做某種控訴。

那一天,他搭飛機來到重建不久的台北,在張先生帶領下前來實地探勘。雖然距離地震過去已經兩年,但一路上還是會看到不少尚未拆除的危樓。張先生說,這次台北受到的打擊實在太大,不知道要花五年還是十年才能恢復以往模樣,說不定之後會遷移首都到災情比較不嚴重的中南部去。

車子停在牌樓旁。「自由廣場」四個大字雖然不滅,但是仔細觀察,仍舊可在新蓋上去的白漆下,隱隱睹見那長長的裂縫劃開自由二字。只是下一秒,那慷慨激昂卻又模糊不清的樂曲便勾住奧村先生的注意。

「請問那邊是在……」

「喔!那兩個啊!」張先生說:「當作遊民就行了,不用理會。」

「當作遊民?這什麼意思?」

張先生沒多說,只是逕自搬出行李箱,帶奧村先生走進被封鎖的遺址處探查。奧村先生提起測距輪量測長度,卻不時望看遠處牌樓。那卡帶流轉而出的歌詞從擴音器中放大,隨風飄入耳中,使他即便在用雷射儀作角度定位時,滿腦子仍是想著那兩位老翁。尤其是那位戴黃帽的,當他走過牌樓時,兩人四目相交,他感覺那對眼珠子似乎承載著什麼,就像個倒鉤刺在心尖。

回去飯店的路上,奧村先生不時詢問張先生關於那兩名老翁的事情。張先生先是虛應幾句,後來受不過要求才告訴他。

「好啦,那兩個不是一般的遊民。」紅燈亮起,張先生踩下煞車:「他們就是當年撤退來台的那群傢伙。」

「您是說,那些文件寫的……」

「是啊!那些人當年各種掠奪,結果地震一來,強佔的資源沒了,就在做抗爭。還說什麼政治迫害,也不反省自己當年又做了什麼?所以才說不用理會。」

信號轉回綠燈,方向盤向右轉九十度,一連穿過三個路口回到飯店大門前,穿戴整齊的服務人員走下台階要幫忙提領行李。

「不過他們再怎麼噁心,那也沒辦法。」張先生嘴角上揚起來:「畢竟我們可是民主社會啊!」

要回日本前夕,張先生特別帶奧村先生前往臨時搭建的史料存放庫。當時從瓦礫堆中搶救出來的重要文物全都暫留在此,等待和平紀念館的築成。張先生一一向奧村先生介紹當年軍隊清鄉與戒嚴搜查的文件與照片。一張張泛黃的照片記錄著被鐵線穿過的手掌和腳踝,還有滿是槍孔的上衣。張先生說,當初來台軍隊以剿共之名大力掃蕩,無辜的知識份子就在眾目睽睽下公開處刑,至於旁邊那一整櫃破損的文件,都是在刑求下被迫簽署的自白書,當年為了取得所謂的情報,不只是用強光照受害者令其好幾日不睡,還逼他們跪在大冰塊上,甚至用鋼針刺指頭呢。

「還有這個。您瞧瞧,幸好這沒被震垮。」

張先生向奧村先生指著一間用紅磚堆成的,不到兩坪的小屋。裡頭放一木枕,上頭掛著點蠟燭的銅盞,角落還擺有一個鐵盆。

「當年為了逃避追殺,就有人不得不躲在這種小房子,整天就靠家人送飯,大小便只能用那破盆子解決。您猜猜,他躲了多久?」張先生用手指比畫出時間:「十八年啊!十八年來就窩在這裡,連晚上都不敢出去,結果曬不到陽光,黃疸死了。」

到機場的路上,張先生繼續跟奧村先生講述當年政府的所作所為,說他們不只是用武力戕害百姓,甚至強行徵收土地,炒地皮藉此營利。

「但是,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。」張先生說:「等到紀念館成立之後,後世就會永遠記得這個教訓。」

只是當奧村先生回到日本時,那首樂曲卻持續迴盪在耳邊。日後他前來臺灣監督建設進度時,總能聽到同樣的旋律夾雜在焊接與混凝土之間。雨夜時他們披著雨衣,夏日時他們擦著毛巾,汗水流得同雨水一樣的濕,卻仍坐在牌樓下,承受塵埃撲面風沙襲身暑寒交替卻無人停留的痛楚,活像是佛教苦行僧,透過折磨來尋求悟道。奧村先生每次經過,就不得不注意他們是否會突然倒下,甚至暗自在內心祈求神明,拜託,救救他們,即便他們或許犯過什麼不可原諒的罪。

就在紀念館的圓頂完成之際,奧村先生再度來到臺灣探查。那時接近黃昏,微風徐徐彿過面稍,將中午滯留在盆地的暑氣吹離。正想說那兩名老翁應該能夠從正午的酷熱中解放,但車子開近牌樓,他卻看到有三個年輕人站在那兩位老翁面前,雙方不知道是在爭吵什麼。只見藍帽老翁摀著肚子,而黃帽老翁指著其中一個年輕人不停揮舞。被指的那人把手指撥開,並一腳踹開擴音器。

奧村先生立刻要張先生停車,但張先生反而跟他說沒事沒事,這是很常見的事,然後指向牌樓一角,只見一名員警緩緩走過去拉開雙方

「小衝突總是會有的。」張先生搖搖頭:「沒辦法,畢竟是民主社會嘛!必須得包容多元意見。」

一加速,車子駛過牌樓,停在另一邊的入口。兩人戴上安全帽走上樓頂,夕陽在圓頂上映照出圓滑卻刺眼的黃。餘暉中的台北,橘紅灑落在各處工地,似乎祝福著明日的重建,以及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。奧村先生細細撫摸著頂蓋,陽光遺留下來的暖從掌心流入心臟,只是過去會有的樂聲今日是聽不到了。

他抬頭看著圓頂,第一次看見它是在他小學一年級的時候。那一天,老師帶著全班探訪故鄉廣島市的和平公園。

那是他第一次看見日本的傷痕。他不會忘記,當他走進去紀念館時,牆壁上所展示的每一張關於原爆受難者的照片:焦灼潰爛的皮肉、異形多生的肉瘤,以及廣島轟炸後荒蕪一片的街景。即便已過數十年,這座公園仍舊保存著原子彈的傷害。而在和平公園中央,那座在浩劫中殘存不亡的圓頂屋,上頭停留著不少烏鴉,其叫聲更像是對著眾人訴說受難的悲痛。

「這就是日本的傷痕。」老師指著那殘缺的圓頂說:「不要忘了,廣島就是在這樣的傷痛下重建起來的。身為廣島人,不,身為日本人,一定要記得這一切的苦,以及我們挺過這一切,所擁有的團結與韌性。」

在廣島讀書的每一年,總有這麼一天會來到原爆紀念館,看著二戰後的日本是如何在荒蕪中搖搖晃晃地踏步前進。每一次的到訪,都讓奧村先生不停做著噩夢。黑暗裡一聲刺耳,巨大的蕈狀雲開展在眼前,強烈的暴風和火光迎面撲來,嚇得他從被窩坐起,聽見屋外水龍頭「滴、答、滴、答」後才冷靜下來。

那似乎就是自己為何會投入建築設計的原因吧!當他準備離開廣島,就讀東京的學校時,他來到和平公園向原爆罹難者的紀念碑獻花。他站起身,望著公園中央那在爆炸中屹立不搖的圓頂屋,他對上天發誓,希望自己也能建立起這不被災禍所毀滅的和平,為活下來的人們留下希望,也讓他日後設計建築時,除了考慮各種災禍可能帶來的損害外,也會將廣島的圓頂附加在其中,成為他設計象徵的「和平之圓」。

只是直到他走下樓梯離開工地,搭車回飯店到夜晚躺進被窩走入夢鄉前,他卻一直懷疑,自己是否已把和平帶來這塊土地上。

雖然張先生告訴他中國的軍隊來到台灣後所做的各種壓榨,但是看著那兩名老翁靜坐在牌樓前面的樣貌,他很好奇那兩位到底有什麼想法,是什麼緣故讓他們一直留在那角落。然而當他請張先生替他做翻譯時,張先生卻露出錯愕的表情。

「我勸您還是打消這念頭吧!」

「為什麼?只是幾分鐘,不會耽誤您吧?」

「不是這個意思。」綠燈亮起,張先生左轉方向盤:「那種人是說不清的,和他們瞎搞根本是浪費。」

「這可不一定,很多事情不就要彼此溝通嗎?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,誰也不讓誰,才會到現在都還是各種衝突。」

「您說的是,不過有些情況就是無法。」

下一個路口轉成紅燈,張先生踩下煞車,同時轉過頭來。

「這也是為您好。說不定那兩個,還是和你們打過仗的。」

和他們打過仗的並非奧村先生,而是他那數年前才因胃癌去世的父親。他的母親說,日中戰爭開打時,才結婚不久的父親就隨軍前往上海。當母親趕到車站時,一看見含淚的母親,父親揮了揮手,對她大喊不要擔心,自己一定會活著回來的。

「只是你爸爸最後回來了,也回不來了。」

翻開當時的相簿,母親撫著下巴嘆息。

「你瞧,因傷退下後,他整個人就變了。」指著相片中,拄著拐杖且面容沉重的父親,母親說:「尤其原子彈丟下來後,你知道你爸爸怎麼說嗎?他竟然說:『丟的好。』我趕緊摀住他的嘴,就怕給人聽見。」

看著前面幾頁一張張照片,每一張的父親都帶著爽朗的笑容,甚至穿上軍服,準備往生死未卜的前線作戰時,依舊不變。只是當奧村先生走進黃昏的教堂時,父親卻是一臉緊繃,不斷向高掛在十字架上的雕像禱告。

那才是奧村先生認識的父親。拄著拐杖一跛一跛地走回去,深鎖的眉頭似乎從沒在看眼前的道路,而是凝視著更加久遠的地方。無論奧村先生怎麼問,父親就是不提關於戰爭的事,也沒談過看見被原子彈轟炸的家鄉時,心中又有什麼哀傷或憤恨。

就只有這麼一次。小三那年,再次參訪完紀念公園的奧村先生想以廣島的和平為題,參加全縣徵文比賽。父親讀完他的文稿後沉默了好幾天,便牽著他的手來到教堂。父子二人坐在空盪盪的禮堂裡,晚霞的橘紅映在花窗玻璃上,他向上天祈求自己作品能夠獲選,久不說話的父親卻突然開了口:

「你要記得,傷痕不會無故出現的。」父親說:「不明白傷痕為什麼出現,就一輩子也治不好它。」

「您覺得我寫得不好嗎?」

他抬起頭看著父親。父親轉過身,非常難得地,笑了。

父親將手放在他的左肩上,跟他說我們確實是偉大的民族,但再怎麼偉大的人終究還是會犯錯。無論是誰,想要擁有和平,就必須正視、了解、並且接受那個錯誤到底為何。

「然而直到現在,我卻是如此軟弱。」

數十年後,高掛天際的烈日從窗外射入病房。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,父親仍未說出自己當年在戰場上到底看到什麼,甚至做了什麼。只是奧村先生一直記得,那一天,父親拍了拍他的肩膀後,那緩緩跪在地毯上,於斜陽中向天禱告的背影。

回到日本的那天晚上,奧村先生做了一個夢。黃土飛揚,數架戰鬥機飛越頭頂,穿著軍服的他獨自走在滿是屍體的道路上。就在眼前一棵死卻不倒的老樹旁,那兩位老翁正站在那裏。他面對著那兩名老翁,卻在老翁瞳孔中看見父親的臉。

他醒了過來。這一刻,他才明白自己為何如此在意那兩名老翁。

既然張先生不肯翻譯,那就自己解決。奧村先生開始學習中文,無論搭乘新幹線或是飛機,只要一有空,他就會戴起耳機聽中文對話並試著複踊。有時候,當他打電話跟住在臺灣的友人聊天時,還會特別請對方和自己做幾分鐘的中文對談,再請對方給予建議。當紀念館完工並準備之後的啟用典禮時,奧村先生還希望上台致詞時能用中文口說,好讓可能會坐在牌樓底下的那兩名老翁聽見。

他以圓頂的緣由做開場,希冀這棟紀念館能夠成為不被災厄毀滅的和平,然後提到自己在這段時間了解到這個國家曾經遭受到的種種傷害,希望這棟建物能為平息那些受害者生前的痛苦與悲鳴,之後用他父親當初說的「傷痕不會無故出現」作開頭,希望紀念館不只是讓後人了解這個國家的過去,也希望目前尚有衝突的雙方能夠共同正視,並接受這份錯誤並選擇和解,才能放下過往的成見,團結迎接和平的未來。

只是一收到張先生翻譯成中文的演講稿時,他瞪大眼睛,立刻撥打電話。

(張先生,為何最後這整段都消失了?)

(唉!這點真的很抱歉,我必須和您說對不起,可是這實在不是我的錯。)

(不是你的錯?那是誰叫你刪的嗎?)

(不,不是。這該怎麼說呢……)

(到底怎麼說?這事太過分了,你必須給我交代!)

(嗯……就是……您也知道,到時出席的還有當年的受難者或他們的遺族,您得考慮他們的感受啊!畢竟您可是……說到這,您應該明白吧!)

不只張先生這麼說,過沒兩天,不知是從何處得到消息,就連住在臺灣的朋友也突然打電話給奧村先生。除了關心他的中文學習外,也跟他說非本國的事,有些還是不要太過介入比較好,就當自己是觀光客,別人自然會熱情招待他。

「你只要記得,順他們的意,多誇獎他們。」朋友在話筒另一端說:「哪怕只是簡單的『很好,很好』,只要釋出善意,他們就會高興到不行,幫你做各種事。」

啟用典禮前幾天,奧村先生再次來到臺灣。一出海關,張先生立刻上前幫忙提行李,還不斷向他道歉,說這樣的舉動確實太過失禮,還希望請他原諒。奧村先生一臉沉重,但最後還是揮揮手說算了,算了,只是現在想看看完工後的紀念館。

於是張先生立刻帶著奧村先生回到台北,來到紀念館前面。只是車子一停,奧村先生隨即發現不對。原有的樂聲消失了,老翁也不見了,取而代之的是比過去還要多出來的數名員警,只要有人經過就會上前盤問。

他問張先生發生什麼事,只見張先生搖搖頭,說最近這一段時間,時常有襲擊遊民的人出現,就在數天前的晚上,員警交班時,十幾名拿著棍棒的黑衣男子突然出現,對那一副就像遊民的老翁們一陣痛打,典禮前夕竟然發生這種事,實在很無奈。

「那他們現在如何?」

「有送去醫院,應該沒問題吧!」張先生用下巴指著那些警察說:「雖然是民主社會,還是得要有這些警察好維持秩序啊!」

之後這幾天,張先生像是在為演講稿的事情賠罪,不斷帶奧村先生到各地遊覽。從九份逛至淡水、從陽明山遊至北投,每看過一美景、每吃過一美食,奧村先生就會像當時友人所建議的,對張先生露出一成不變的笑容,如答錄機般點頭說著:「很好,很好。」只是一回到飯店,腦子就不斷想知道那兩位老翁的後續。

他打開電視,轉到新聞頻道,每家媒體都在報導紀念館啟用的事情,甚至做特別節目,講述那些奧村先生已經看過或聽過七、八遍的血淚史。可是對於遊民受到攻擊的事件,卻都沒有消息。

他走到飯店大廳,在放著過期刊物的架子上找到前幾天的報紙。他用他那勉勉強強的中文閱讀能力掃過各大報標題,卻和電視播放的內容相去不遠,只有幾則關於遊民的新聞小篇幅地散落在社會版角落。一連翻了八九份報刊,他才找到關於牌樓攻擊事件的報導。雖然也只是一兩段就帶過,但至少讓他知道老翁被送到哪間醫院去。

典禮前兩天,再次發生地震的那天晚上,奧村先生跟張先生說,明天請讓他待在飯店,他要好好準備兩天後的演說。不過隔天一早,他卻偷偷出門,攔下計程車前往醫院,中途還停下來買探望用的花束。

但一走進醫院大廳,正要去櫃檯詢問時才發現,從頭到尾,他根本不曉得那兩名老翁到底叫什麼名字,只能站在大廳乾瞪著眼。直到有名志工阿姨走過來,關心他遇到什麼問題,他才搔著頭,用那不太順暢的日本腔中文描述起老翁的樣貌,說想要探視。

「喔!我知道您說的是誰!」

「您怎麼知道?」

「唉呀,他們來好幾次了嘛!」志工阿姨搖搖頭:「只是這一次實在是太慘了。遊民也是人啊!」

那位志工幫奧村先生詢問櫃檯服務員。正當他想說終於能和那兩位老翁見面時,服務員卻說:

「不好意思,那位還在留院觀察中,不能會面唷!」

「這樣嗎……那另一位呢?」

「另一位嗎?嗯……那個……他昨天就已經─」

「奧村先生!」

身後傳來呼喊,奧村先生頭還沒轉過來,登時退了一步。張先生,竟然在這。

「唉呀!奧村先生,怎麼這麼巧,會在這裡遇到您呢?」張先生掛著笑容,慢慢走過來。

「那個……就是……」

「我真是嚇了一跳,記得昨晚您才說要留在飯店的,不是嗎?」

「這個……啊!其實我也是突然想到,我有位朋友剛好住院,所以想說拜訪一下,順便請他聽聽我的中文如何。只是沒想到他已經出院了。」奧村先生咳了幾聲:「只是您怎麼也在這呢?」

「我嗎?實在很巧,我也是有認識的人在這住院,剛剛看完他呢!」張先生說:「好啦,剛好順路,我送您回去吧!」

回去路上,奧村先生完全不說話,轉頭避開後照鏡裡的張先生。車子轉過彎,開進一條新馬路,這是地震過後台北新都更的其中一條幹道。道路兩旁被鐵皮包圍,好幾台工程車正在興建新房屋,張先生說未來將要在這條路上蓋起兩千戶社會住宅,還有學校、賣場與捷運站。

「雖然許多東西都被地震毀了,但許多停滯不前的也才有了轉機啊!」車子停在一路口,張先生指著左前方那塊工地。

「就像那裡,本來是眷村改建的大廈,當初幾個退伍將領佔位炒房,結果地震時整個垮掉,人也逃了,才讓我們有機會收回來。

「說實在,我其實很感謝那場地震,因為它不只是讓我們把被奪走的事物給拿回來,還把這個國家的髒污都給趕出去。

「記得地震過後還不到一個月,中共就在試射飛彈,還揚言要跨海解放。結果無論是親中反中,都想說這國家沒救了,紛紛逃到國外,最後還是只能靠我們這些,要和這塊土地共生死的人才挺過去。」

信號變成綠燈,張先生加速向前。

「我還是得跟您說聲抱歉,奧村先生。」張先生說:「我自己是很認同您最後那一段團結迎接未來的內容。因為過去這五年,我們就是靠彼此的團結才能走到現在的。」

「是,是啊!必須放下成見,共同努力,才能迎接和平啊!」奧村先生猛點頭說。

「只是要想凝聚眾人,還是得有具體的目標啊!」張先生右轉方向盤:「不見得要有威脅,但必須貼近人們生活才行。就像蟑螂,即便是傷不了人,但一出現,就能讓每個人都感到厭惡。」

「這……您說這話是……」

「嗯?都到這了,您應該明白吧?」車子開回飯店門口,張先生轉過頭來。

「就請您好好準備了。我們可是非常期待明日的典禮呢!」

一直到旭日重升,在晴空下走過紅地毯來到貴賓席,奧村先生都覺得不對。即便總統、副總統、以及那幾名政治受難者或遺族紛紛上台致詞,將過往的折磨與痛楚重覆一遍又一遍,他仍覺得這幅景象彷彿出現什麼錯誤。就像他在紙上畫出一條水平線,但角度卻偏了幾弧秒。他想指出什麼,但手上卻只有那份被刪改過的講稿。

在眾人的掌聲中,他緩緩走上講台。十幾架攝影機和照相機面對自己,透過轉播車發送到整個島嶼甚至以外的各個角落。台下所有人都滿心期待他的開口,但他卻閉上眼睛,希望獲得上天指引,卻聽不見任何聲音。一片靜默中,只有太陽落在自己身上,二月的風吹過耳稍。最後,他緩緩睜開雙眼,開始說─

 

山川壯麗,物產豐隆,炎黃世冑,東亞稱雄。

 

這……這首歌是?

 

毋自暴自棄,毋故步自封,光我民族,促進大同。

 

所有人一臉驚愕,不知聲音從何傳來。奧村先生四處張望,希望能看到那對身影。

 

創業惟艱,緬懷諸先烈,守成不易,莫徒務近功。

 

突然間,尖叫聲從一角傳來,隨後蔓延在會場四周。在台下的張先生一臉震驚,面容開始扭曲,同時好幾名警察朝奧村先生身後的紀念館奔去。

奧村先生轉過身,頓時瞪大雙眼,嘴巴張得大大地,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只能抬起頭,和台下眾人一起,用顫抖的食指指向聲音來源。

到底是怎麼爬上去的?就在紀念館頂端,那「和平之圓」的前面,能看到搖搖晃晃的人影就像水平儀的擺錘一般掛在上頭─那是黃帽老翁!只見身穿病人袍、身上有多處包紮,右腳還打上石膏的他不再靜坐,而用一束繩子將自己的脖子和屋頂的欄杆綁在一起。那台老式擴音機則放在旁邊,撥出那模糊不清的歌詞:

 

同心同德,貫徹始終,青天白日滿地紅。

同心同德,貫徹始終,青天白日滿─

 

畫面切斷,雜訊覆滿整個螢幕。

之後,那位報導說,是精神病發作的老遊民到底是怎麼吊上去,還有,過去和他相伴的另一名老翁到底消失去了哪裡,沒有一個人知道,只知道奧村先生晚了好幾天才回到日本。往後有人問起,那天情況到底如何時,奧村先生似乎沒在看眼前的人,而凝視著更加久遠的地方,點著頭,用那如答錄機一般的語氣,說:「很好,很好。」

 

很好,很好。